|
○上海王建平、白润生
与佛教、道教、儒教的典籍整理出版相比较,中国伊斯兰教的典籍出版和整理相对要迟缓一些。我们这里除了有一套《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典籍汇辑》以外,在出版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著述,特别是从中国穆斯林学者角度撰写的宗教著作的汇编是很少见之于世。那套《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典籍汇辑》还是上世纪80年代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虽然书的种类不算多,但是填补了中国文化史上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界为学术研究和维系宗教传统而系统出版文献著作的空白。如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又一套汇编了从清朝到民国中期的由大多数清真寺自行出版的并由中国穆斯林学者著述的伊斯兰教典籍文献集,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举措。在此付梓之际,我们把出版这套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的目的和长久的思想心路旅程,呈现给广大读者以分享这份欢乐和愉快。
中国穆斯林二元文化的形成
……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坚持伊斯兰教的信仰,许多与伊斯兰教信仰密切相关的穆斯林生活方式和传统习惯仍然被坚持下来了。这种伊斯兰教和华夏汉文化的双重影响和互动作用在明朝生成了一个新型的社会群体———说中国话的、呈现较多汉文化印记。但坚守伊斯兰生活方式的中原回回穆斯林,或今天称之为回族穆斯林。接受汉文化和积极地参与中国主体文化的活动和发展使回回穆斯林宗教学者及知识分子们能够普遍地以汉语的媒介形式来阐述伊斯兰教教义和伊斯兰信仰,这为中国汉族知识分子和民众对伊斯兰教的正确了解和认识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中国伊斯兰教在理论和思想观念上系统地吸纳儒家文化和伦理道德观铺平了道路。回回穆斯林群体或回族穆斯林的形成为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形成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形成
这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创始者陕西学派的先师胡登洲将部分汉文化吸收进以清真寺为基地的中国式伊斯兰教育制度,即传统中国经堂教育,开创了与中国旧式私塾教育制度相平行的中国伊斯兰教教育新模式。胡登洲兴办的经堂教育为此后的以儒诠经或以中国传统宗教的专门术语解释伊斯兰教教义提供了适宜和可行的良好条件。
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漫长曲折历史
自明末以后,回回穆斯林学者詹应鹏、张忻、张中、王岱舆和伍遵契等开始著书立说,撰写了一些阐述和宣传伊斯兰教教义和礼仪制度的著作。这些回回穆斯林学者写作的用意是很清楚的:首先是让外人、特别是中国社会的统治者士大夫阶层和儒家知识分子了解伊斯兰教,其次是让外教人像佛教徒和道士等明了伊斯兰教的教理,最最重要的是让教内不懂阿拉伯文但掌握了较高的汉文知识的回回士绅和知识分子了解和掌握自己母教的教理,以便回归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
以儒释教与以儒释经
张中和王岱舆在用汉文著述伊斯兰教著作的同时,大量地使用了中国儒家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中的哲学术语和思想观念阐述和诠释伊斯兰教的真主独一思想及一神论信仰,同时为伊斯兰教规定的特殊生活方式和礼仪规章制度等作了有力的辩解。后来的学者像马注、刘智、马德新和金天柱等更进一步地沿着“以儒诠经”或“以儒释经”的方向系统地介绍和阐述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礼仪规制等内容。清朝后期的回回穆斯林学者还以汉文部分地翻译了《古兰经》的有关章节及伊斯兰教的某些经典文献的基本内容。
挑起矛盾施行种族屠杀
不幸的是,清朝中期和末期期间,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加深及社会矛盾不断恶化,中国西北和云南发生了一系列的教争和大规模的回汉械斗及流血冲突。此时,清王朝政府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在深化,加之统治阶级在处理回汉冲突的案例方面失衡和蓄意的歧视政策,致使个别地方性的回汉冲突发展为整个西北和西南地区性的大规模的回回民众与清政府的尖锐矛盾,于是爆发了激烈的武装流血冲突,并导致了清政府对中国穆斯林民族实施了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
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缺乏交流机制
19世纪回民穆斯林大规模的反抗清政府的起义以及一些地区发生的回汉之间的相互仇杀也暴露了伊斯兰教与儒教等传统中国宗教之间缺乏互相对话和交流的机制和渠道,也暴露了回回穆斯林社团与汉族社团之间未建立起公平、公正地调解纠纷和化解矛盾的横向沟通机制和组织体制。中国封建社会的那种过分依赖大一统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庞大的国家机器来包办处理一切社会矛盾和垂直划一式的行政干预显示了封建专权制度的极大弊病。
以儒释经是展示伊斯兰文化的主渠道
同时,19世纪发生的西北和云南地区的回民起义和反抗斗争也显示了中国穆斯林先贤在汉译和汉文著述伊斯兰教的教义书籍是帮助中国社会理解伊斯兰教的极其重要的文化和精神财富。19世纪的穆斯林民族反抗和斗争恰巧证明了“以儒释经”的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著述没有普及到整个中国知识界和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缺陷,同时也没有在回回穆斯林群众自身中获得普及和深入理解,由此,对伊斯兰教的误解和对伊斯兰教信仰的正确掌握不够的社会缺失现象和社会体制的弊病都推波助澜地加剧了这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以儒释教是全面振兴伊斯兰的重要方式
中国穆斯林反抗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性的统治被血腥镇压后,一部分穆斯林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在汲取以往的历史教训后,他们发奋图强,大力兴办伊斯兰教育和倡兴伊斯兰文化。
像马联元这样的学者竭尽精力兴办经堂教育,并且在胡登洲先生兴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汉文知识的学习和经堂教育中对中国文化的吸纳。马安礼、马元章、马启西、杨敬修、虎嵩山、纳润章和其他一大批回回穆斯林学者和宗教家们以更大的热忱投入了用汉文或经堂语来注释伊斯兰教经典,并用儒教和中国其他宗教的术语、观念来诠释和阐述伊斯兰教的教理和教义基本知识,这就把清末和民国前期期间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运动和伊斯兰教振兴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中国伊斯兰振兴伊斯兰的坚强毅力
我们在这里展现的就是近50种以清真寺为核心在民间社会刻印和传播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它们的存在和保存象征着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曾经掀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复兴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回回民族经历了灭绝性的大屠杀之后为保教保民、重新振兴伊斯兰文化的坚强决心和坚忍的毅力。
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认同与互动
我们从对这些著作的学习和分析中可以了解中国回回穆斯林民族的特点、个性和思想,以及学会如何在中国社会中与他们和平相处的方法和道理。此外,这些来自穆斯林学者的著作还有助于我们如何看待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它与其他中国宗教和外来宗教的互动关系。因此,出版这些中国伊斯兰教典籍的文化建设努力仿佛是向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提供了一部宗教文化选修课的基本教材。我们期望穆斯林群众与非穆斯林群众都能从对它们的阅读中获得教益和理智的开启。
-虎隆推荐(未完待续)
|